米涅（1796—1884），法国历史学家。《法国革命史: 从1789年到1814年》是一部研究1789年至1814年法国历史的名著。米涅撰写此书时距法国大革命为时不久，他从较近的距离，以严谨的态度，用丰富的史实和生动的文字叙述了法国大革命、热月政变、督政府时期、执政府时期和第一帝国这一重大历史进程，论证了国家经历深远变革的必然性。

阿尔伯特·马迪厄（1874—1932），法国历史学家，被称为“法国革命史研究的革新者”。该书以全景的视角讲述了1789—1794年法国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从革命的发起，经过封建专制王权倾覆后的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当政三个时期，直至热月党人的反革命政变。作者对革命的原因，革命的发展，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宗教各个方面，以及罗伯斯庇尔派失败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

作者：（法国）乔治·勒费弗尔（Lefebvre.G.）（1874—1959），20世纪上半期最杰出的法国大革命史家之一，巴黎大学法国革命史讲座教授。

本书从革命前的欧洲局势写起,到拿破仑·波拿巴发动雾月政变结束,叙述了1789到1799年法国大革命这段历史。作者从社会、经济、法律、宗教、赋税、土地以及国际关系等方面深刻地挖掘了这次革命的社会史和经济史。

《法国革命史》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法国革命史》内容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

本书是浪漫主义史学家卡莱尔的代表作，论述了1774—1795年法国大革命发生前后二十余年的动荡历史。全书分三卷，第一卷 “巴士底狱” 聚焦革命开端，从路易十五之死切入，描绘 “纸张时代” 思想激荡、巴黎高等法院博弈与三级会议分歧，终以民众攻陷巴士底狱的场景，揭开旧制度崩塌序幕。第二卷“宪法”深入革命发展阶段，从制宪议会制定宪法、废除特权， “九月屠杀” ，写到贵族逃亡、民众运动升级，显露出革命从理想走向复杂的变化。第三卷“断头台”展示革命高潮和后续，详述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的斗争、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及热月政变，拿破仑崭露头角等，以及对法国社会与欧洲格局的深远影响。 作者赞扬革命、谴责旧制度，对革命前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和革命中人民的英勇斗争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支持，并以惊人的想象力和丰富的词汇、强劲的文风表现了大革命气势磅礴的宏伟场面，使本书产生了巨大的...(展开全部)

本书是浪漫主义史学家卡莱尔的代表作，论述了1774—1795年法国大革命发生前后二十余年的动荡历史。全书分三卷，第一卷 “巴士底狱” 聚焦革命开端，从路易十五之死切入，描绘 “纸张时代” 思想激荡、巴黎高等法院博弈与三级会议分歧，终以民众攻陷巴士底狱的场景，揭开旧制度崩塌序幕。第二卷“宪法”深入革命发展阶段，从制宪议会制定宪法、废除特权， “九月屠杀” ，写到贵族逃亡、民众运动升级，显露出革命从理想走向复杂的变化。第三卷“断头台”展示革命高潮和后续，详述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的斗争、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及热月政变，拿破仑崭露头角等，以及对法国社会与欧洲格局的深远影响。 作者赞扬革命、谴责旧制度，对革命前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和革命中人民的英勇斗争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支持，并以惊人的想象力和丰富的词汇、强劲的文风表现了大革命气势磅礴的宏伟场面，使本书产生了巨大的...(展开全部)

本书是十九世纪法国著名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1787—1874）的代表作之一。该书在直接使用大量原始资料并进行考证的基础上，对1640年开始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做了全景式的再现。它回溯了查理一世即位后的反动统治，新兴资产阶级的兴起，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结成联盟的过程；主要叙述了革命的起因，国会内的斗争，第一次内战，克伦威尔的崛起，军队内部的冲突，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等内容；此外还对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关系及其对比做了精彩的分析。书中严厉抨击了贵族特权的捍卫者，赞扬代议制度，热情地描述了资产阶级的兴起，以及它从封建贵族手中夺取政权的过程。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资产阶级史学对英国革命史研究的基调。

这是一部经20年风风雨雨铸就的不凡之作，是华东师范大学法国史研究室三代学人努力奋进的结晶。著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法国进步的大革命史编纂学为参照，以宏观的视野，谋篇布局，将大革命史分成7编，从大革命前旧制度末期的法国写起，一直写到拿破仑帝国失败结束。全书气势恢宏，自成一体，扬弃了前苏联和我国学者长期坚持的“政治中心说”，强调了以社会经济史为重点，重视改革在大革命过程中的地位作用。

《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是一本关于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回忆录，《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作者以当事人、曾任第二共和国外交部长的身分回忆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后一系列重大事件，并对当时一些重要的政界人士发表评论，对其间许多人物(比如路易·菲力浦、路易·拿破仑、阿道夫·梯也尔、路易·勃朗等)的评述十分尖锐，用语几近刻薄。可能由于这个原因，该书在作者死后34年(1893年)才首次出版。